《雪公讲要》裡面引用了《刘氏正义》，刘宝楠先生的《论语正义》当中说了一段话，这段话可以说就很具体的做一个评论。这话是这样讲，「注言此者，见夷狄入中国，必用夷狄变夏，中国之人，既习于被髮左衽之俗，亦必灭弃礼义，驯至不君不臣也」。就是讲古注裡面说的，如果夷狄入了中国，夷狄是少数民族、外国人，外国人侵略中国，那就用外国人的制度改变中原的这种礼乐制度。中国之人，既习于被髮左衽之俗（你是用什麽制度去规定百姓，用什麽礼来教化，人就会变了。用少数民族、外国的习俗，中国人就会变成被髮左衽，不讲礼了），那一定是灭弃礼义，礼义就没有了。其后果就是君不君、臣不臣，父不父、子不子，人伦道德都不复存在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，联想到日本侵华战争，二战的时候，日本打中国，对中国最大的伤害不是在生命财产上，当然那种伤害非常惨痛，但是更惨痛的伤害是把我们中华文化、圣贤道统彻底打破，礼义完全没有了，中国文化在那裡就断了。现在要慢慢把它复兴起来，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可能还是要几代人不遗馀力的去努力。这个伤害是至为严重的。所以国家能够安定、能够和平、能够富强，有利于保证它自己文化的保存。
「刘氏又说」，刘宝楠先生又讲到，「管仲志在利齐国，而其后功遂济天下，使先王衣冠礼乐之盛未沦于夷狄，故圣人以仁许之，且以其功为贤于召忽之死矣。然有管仲之功则可不死，若无管仲之功，而背君事仇，贪生失义，又远不若召忽之为谅也」，这个评价也很中肯。管仲当时立志辅佐齐桓公，在利齐国。因为齐国是强国、大国，这个大国兴起来之后，就能够帮助天下安定，这很重要。确实，管仲实现了这个理想，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不是用武力称霸，这叫用王道，不是用霸道，让所有的诸侯都能够归附，都共同尊礼，这样就使得礼乐复兴起来，这个文化复兴起来了。
我们藉古论今，现在中国是大国，愈来愈富强，如果中国能够安定，能够将传统文化复兴起来，那它也必定能够像当时齐国一样利济天下，九合诸侯不以兵车。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，不崇尚武力，崇尚和平，讲究谐和万邦。所以现在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倡和谐世界的理念，这个理念是植根于中华圣贤道统。中国人自古以来讲「和为贵」，不像外国，外国强大了就想到打别人。鸦片战争怎麽来的？这些欧洲国家强大起来了，贪婪就膨胀，就要打中国、蹂躏中国，这是损人利己。你看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念头想打别人。明朝郑和下西洋，七次下西洋，给世界人民带什麽？带中国的茶叶，中国的陶瓷、丝绸这些特产，去送礼的，而且把农耕的技术、把文化传到了外国。所以当时东南亚那些国家深得中国之利。郑和当时的舰队不得了，是世界最强大的舰队，它要是想吞併其他国家，那是易如反掌。可是明朝当时没这麽做，因为这是老祖宗教诲的，老祖宗教我们以和为贵，讲究仁道、讲究以德化民，这是王道。怎麽能够以武力欺压别人？
所以，中国只要真正把传统文化、圣贤道统复兴起来，这正如汤恩比博士所说的（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圣哲，英国伦敦大学的历史哲学家），他就讲，只有中国能够统一全世界。他说，这个世界要真正化解一切战争，只能是政治上统一，大家都是一个国家，就没有战争可打了。但是，谁有这个资格统一世界？他说只有中国。为什麽？他深懂得中国的历史。这种统一绝不是武力的统一，绝不是。用武力统一，我们看到前车之鑑了。德国法西斯想统一世界，用武力，最后失败了；日本法西斯想统一亚洲，最后也失败了。不行，这条路走不通。靠什麽统一？靠文化统一。所以有人说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是中国人的世界。中国人靠什麽来领导世界？只是靠文化。你说靠政治、靠军事、靠经济，这都不行，这也没有历史的、前面的经验。自古至今，没有国家能够用政治、用军事、用经济能够长久统一世界，不可能。像罗马帝国那麽强大，不可一世，最后还是灭亡了。所以，能够统一世界的，只是推行和谐的文化，就像管仲辅助齐桓公那样，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尊礼。因为礼是每个人的性德，讲礼，每个人都喜欢，世界各国都欢迎。所以汤恩比先生讲的，那真是真知灼见，把中国的文化复兴起来。中国文化是什麽？他讲得非常的具体，「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必须靠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」，靠这个，用这个来领导全世界。这是以德来感化，绝不以武力，所以中国的强大不会威胁其他国家，为什麽？中国没有威胁别人国家的历史，文化也不是这样教我们的，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以和为贵。
所以管仲辅佐齐桓公，这个确实给我们很深的启示。汤恩比先生说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像中国春秋时代一样。春秋时代成功的例子就是管仲辅助齐桓公，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。所以我们国家首先自己要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。我们未必能够做到像管仲这样的功业，但是要有管仲的心，要有孔子那种心，从自己做起，自己成圣成贤。有机缘，这个世界众生有福，你可以帮助这个世界走向太平；这个世界要是没福，像孔子一样得不到重用，他有管仲之能，但是没有遇到齐桓公这样的明君，他得不到重用，他就教学。以后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董仲舒建议，汉武帝于是独尊儒术，把儒家文化就尊奉起来了，于是中国至今都维持着大一统，基本上都是和谐安定的。即使是改朝换代，也就是乱几年，最多是几十年，之后很快就安定了，建国的这些帝王很快又用儒家的文化来教导百姓，重新恢复到大治。所以当时管仲之功，刘宝楠先生的评价就是说，使先王衣冠礼乐之盛未沦于夷狄，中国的圣贤道统、文化没有被这些外国人、这些侵略者糟蹋，这是管仲之功。故圣人以仁许之，圣人是孔子，孔子称管仲是仁者，许是称许。且以其功为贤于召忽之死矣，这个以是认为，认为管仲的功绩比召忽的死更贤、更善，召忽只是殉节，管仲真正能够利益万民。
底下又说，然有管仲之功则可不死，我们有管仲的这个能耐、这种智慧、这种才能，那可以不死，可以辅佐新的国君安定天下。若无管仲之功，而背君事仇，贪生失义，没有管仲这样的一种能力，而背离自己的国君，事奉仇敌，这是贪生失义。这个存心，他是贪生怕死、自私自利，图个人的荣华富贵，那就失掉了道义。这种人我们现在讲的是汉奸，像汪精卫给日本人效劳去了，这就是汉奸，贪生失义。又远不若召忽之为谅也，这个谅就是小信，召忽的死是守信，有信义，为他的主人而死，这就值得称歎，他把义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。管仲跟召忽同为公子纠的臣子，管仲不死，为天下，当然更为贤德。可是，如果没有管仲的能力（要有自知之明），而且那个国君又不是齐桓公，就不能这麽说了。这个因缘可不容易找，你看，那个主人也是一位贤君，很贤明的，齐桓公有这样的心量，「你管仲曾经想杀我，我都能不仅原谅你，还要重用你」，这样的心量，他能够称霸天下。管仲自己也确实自己知道他有这个能力，遇到这样好的缘分，就不能死了，应该为天下万民服务，这种机缘不容易得到。管仲当然有智慧，审时度势。假如他看到齐桓公不是这样一个心量很大的人，当然，齐桓公如果心量不大，也就不可能放过管仲，对吧？「你杀我，我肯定要把你碎尸万段」，那管仲下场当然也就是死。即使遇到齐桓公，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帮助齐桓公、辅佐齐桓公，那自己就一死了之，像召忽那样，也不失为一位义士。所以在这裡我们都要仔细的去斟酌。
再下面一段，我们看蕅益大师的注解，「大丈夫生于世间，惟以救民为第一义」，这就讲得太具体落实了。为什麽管仲可以不死？以救民为第一义，不是贪生怕死，死也是为民，生也是为民。「小名小节，何足论也！」像管仲这样，他可能是被人讥嫌、毁谤，「你怎麽贪生怕死，还事奉你的仇敌？」这名节会受损，他没有放在心上，不看自己有什麽名节，但看能不能够为天下万民谋福祉，你看这存心。所以「天下后世受其赐，仁莫大焉」，这是最大的仁。「假使死节，不过忠耳」，像召忽那样死了，为他的主人殉节，主人死了，他也要死，这是忠，当然也很难得，我们都非常讚歎。但是，「安得为仁？」这不是仁。召忽没有到仁的境界，他只是忠，仁比忠更高。但是，忠是仁的一个基础。像夫子曾经说，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」。孔子自己讲，十户人家裡头一定能找到一个跟我一样忠信的人，忠信是道德的根基。但是这个人不如孔子好学，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忠人，忠信之人，成不了一个仁人，也就是成不了圣人，原因是他不好学。换句话说，有了忠信，未必能得仁；而倒过来，有了仁，他必定是忠信之人。这个忠就不是小忠，信也不是小信，是大忠大信。大忠是什麽？忠于全天下之人民，为他们服务，这是忠，而不是只为一个主人服务而已。召忽只是为公子纠服务，小忠；管仲为天下人服务，大忠。召忽殉节，是小信；管仲没有为自己的主上去殉节，好像失信了，但他这是大信。大信以什麽为标准？以义为标准。有了义，这个小信有时候在某种条件下可以不守，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，孔子发了誓，最后可以不守信。原因是什麽？为了人民，都不是为自己，这才符合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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